一个商人眼中的部分介入专家

心脏支架医生个个身家千万?

2003年到2006年之间一段卖心脏支架的经历，让王明理(化名)对心脏介入专家的看法大大改变。在他看来，专家之所以在病人身上用那些无证的支架，逻辑其实非常简单:这些产品的回扣更高。

王明理曾是北京一家经营心脏介入手术产品的医疗器械公司销售员，他的主要工作是推销心脏支架。他说，当年的市场情况是，一个国产支架，出厂价不过3000元，卖给医院的价格是27000元，一个进口支架的出厂价是6000元左右，卖给医院是38000元，医院进货之后，再加价15％卖给病人。近年来，因为竞争日渐激烈，价格有所下降，但仍在万元之上，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，跟发展中国家相比更是高得离谱。业内有说法称，同样是一台心脏支架手术，在中国所花的费用，相当于在印度做完之后再在印度旅游一圈。

支架出厂价与医院进货价之间的高达数倍的利润，不可能仅仅归王明理他们这样的公司。某种意义，王明理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，就是将利润向安装支架的介入专家倾斜，以维持整个系统的平衡。

王明理的主要服务对象由两种人组成:北京知名医院的心脏支架专家和北京周边医院的心内科主任。

由于对技术的要求较高，一些不具备条件却想开展手术的医院，只能聘请大医院的专家前来完成(段广水的情况正是如此，他在门头沟医院做的手术，但手术医生却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专家)，王明理充当的是两者的桥梁，他为那些想开展支架手术的医院请来专家，同时带来本公司提供的心脏支架和配套产品。

专家的“好处”分为两块:一是支架的回扣，按支架的使用个数计算，每个是1500元。当地医院为了充分“用足”专家，一般都是集中多名病人一起来做手术，如果总共使用10个支架，回扣总额也就是15000。

此外，专家到来之前，当地医院要向患者提前收“专家费”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红包”。每个手术病人1500元，如果仅做造影检查而不装支架的话，则是1000元。这样算起来，专家每跟王明理出去一趟，现金收入在两万元以上。而跟王明理合作的专家，除了一周有一天半时间在医院上班，其他所有时间都在“走穴”。王明理保守估计，他们一年仅“走穴”的收入便要在500万元以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年他经手的一批无证支架，一位专家虽然看出来问题，但仍然给病人用了，只不过有证支架的回扣是1500，无证的则是2500。至于手术当地医院，从王明理的公司所能得到的好处是:手术所有使用耗材总费用的20％。这笔钱通常只交给医院的科主任，至于进一步再如何分配，则是对方的事。这是因为规避风险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做法。事实证明它极易埋下隐患。2002年5月9日，山东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曝出一桩命案:光天化日之下，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孟军将科主任张登学用哑铃活活打死。根据警方调查，引发这起命案的，正是心脏支架的回扣分配问题。

在王明理看来，在心脏支架手术圈里，病人是否需要安装以及安装多少支架，完全取决于手术医生的良心。问题在于，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，良心往往脆弱不堪。根据王明理的经验，对于那些可装可不装的病人，专家一般都要装。

王明理的观点得到一位心内科著名专家的认可。该专家指出，尽管我国制定了心脏介入手术的诊疗指南，但制定指南的，恰恰是与之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介入专家。而在国外发达国家，类似规范需有心脏外科专家、公共卫生专家甚至律师参与，以充分保证患者的权益。

医院最早开展支架手术的是心内科，因为利润丰厚，后来急诊科也逐渐推开，有的医院则专门成立了介入科。于是医院内部也有了竞争，分诊的护士往往成为不同科室的争取对象。王明理说，据他所知，在有的医院，分诊护士给某科室介绍一名做支架手术的病人，就会拿到一笔千元左右的回扣。这些竞争最后的指向仍是病人，在病人身上扩大适应症甚至给没有适应症的病人安装支架，往往是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。

除了卖心脏支架，王明理还向医院卖配套使用的导管。在他看来，心脏介入手术，除了滥用支架，导管的重复使用也很严重。按照相关规定，手术中使用的导管都是一次性的，可几乎所有医院都存在重复使用，医院甚至为此专门发明了一个词:二号管。有一次，一家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向王明理抱怨他们卖的导管质量不好，王明理于是问“怎么讲”，对方说，你们的用四次就坏了，人家×××进的可以用十次。王明理惟有苦笑。

在王明理看来，心脏介入手术行业里，支架专家是最宝贵的资源。几乎每名专家后面都有几位王明理这样的支架经销商围着转。为了获得专家的青睐，王明理和他的同行使出浑身解数，很多时候，他们几乎变成专家的秘书———有时甚至是保姆。“我们为专家接小孩，买早点，甚至装修房子———一句话，只要专家有需要，我们什么都干。”王明理说。他深有体会的一件事是，有位专家新买的房子装修，竟然打电话给他要其帮忙买一瓶502胶水送过去，而他惟有照办。

王明理的一位同行，为了笼络一位专家，花了三年时间接其儿子上学。偏偏那位公子眼光极高，看不上他的夏利车，于是这位兄弟不得不又买了辆捷达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个朋友靠这位专家最后也“发”了。

有一次，王明理所服务的一位专家曾经不无得意地感叹:(像我这样的专家)给个市长也不干。

有一个专家亲口跟他说过，干一个月就可以买一辆新款的奥迪———这款车的售价要60万。他估计，各种明暗收入相加，这位专家早已经身家数千万，甚至上亿也不无可能。因此，每当听到有人说医生收入低的时候，王明理多有恍若隔世之感。王明理说，即使在寸土寸金的北京，支架专家在市中心有几套房子一点不奇怪———专家们都很谨慎，他们不敢将钱花在外露的地方，因此买房多成为其最重要的投资。

王明理认识的很多专家都已办了移民，这主要是受当年医药卫生领域打击商业贿赂运动所影响。当时，一夜之间，王明理发现身边的专家都不见了，后来一问，才知道出国“避风”。后来风头一过，专家们陆续回来，一切照常。

在王明理看来，热衷于装支架的有两种医生，一种是年轻医生，他们刚刚工作，需要买车买房，因此干劲十足；此外，即将退休的医生也会抓住最后的机会，因为支架手术对体力(需要穿铅衣以防辐射)、眼神要求很高，医生上了年纪便不能再做。

钱如此好赚，却不必承担任何责任。据王明理介绍，有一次他跟专家出差，手术中出了事故，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。结果病人家属不懂，不仅不怪专家，相反看到专家满头大汗抢救，还千恩万谢，手术费一分没少给。即使是出事后碰到“难缠”的病人，也是由所在地医院处理，专家做完手术走人，根本不管。

卖了三年心脏支架之后，王明理决定永远退出这个行业。这段经历带给他的，除了对“专家”的全新认识，就是再不敢轻易去医院看病。有一天，她嗓子痒痒咳嗽了几声，对我说：“妈妈我咳嗽了？！”连续说了两遍。

我问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她说：“妈妈，我吃点初乳吧！”

我问她“你感冒了吃点什么？”

她说：“初乳、乳酸菌。”

宝健产品让她身体健壮、观察敏锐，她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很敏感。

天生情商高。尤其对别人的情感反映特别强烈。前几天，她突然问我母亲：“姥姥，你喜欢我吗？”昨天又突然问我“妈妈，你喜欢我吗？”——面对这样一个聪明懂事的孩子谁又能不喜欢呢？每天面对乖巧的女儿，许许多多的烦恼、焦虑都会烟消云散！因为孩子每天都在教育我们：怎样爱护自己、怎样善待别人！

我经常在想：我女儿只是千千万万的磷脂儿中的一员，是宝健造就了这样一群优秀的孩子：他们每个人仿佛就是一粒浓缩的磷脂，晶莹而饱满，个个精气神儿十足。我很骄傲：在我的指导之下，我们家族中产生了4个磷脂儿：一个男孩，三个女孩。还有许许多多的业务伙伴、千千万万的宝健消费家庭，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磷脂儿。有的刚开始家人反对，有的半信半疑；但当孩子一降生，每个家庭都欢天喜地！如果有人给我们送喜糖，十有八九是宝健磷脂儿诞生了！我是在坚定不移的用宝健产品8年后拥有了这样一个孩子。我想，这是我们给予宝健的一份真诚的回馈：37岁的母亲生完孩子后，脸上没有妊娠斑，体态不臃肿，身材恢复很快，而且母乳充足的喂养了8个月；孩子健康、聪明、懂事！许多伙伴说：你比生孩子以前还年轻！这一切足以证明宝健产品真的能给我们中国人带来真实的健康、年轻、美丽！

少年强则中国强！少年智则中国智！少年进步则中国进步！宝健造就了千千万万像我女儿一样的磷脂儿；宝健也造就了千千万万像我们一样健康的、自信的、自主的、美丽的中国人！宝健事业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！家庭受益，民族进步！二战后日本凭着营养和教育让日本民族再次崛起！我们中国的未来在哪里？在我们下一代孩子身上！下一代的发展在哪里？健康和教育！宝健让孩子拥有正确的健康观念、良好的健康习惯，同时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！许多家庭将孩子带进宝健，两代人甚至三代人同时经营宝健事业。为什么？因为宝健是我们温馨的家；是我们成长的学校；有我们发展的舞台；更有我们美好的未来！

我们真的很幸福，我们选择了宝健，而且坚守了14年：用产品14年，让我们更加健康、年轻、自信！做宝健事业14年，让我们更加自主、快乐！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们明确我们的未来在哪里：我们不但成就自己，我们还造就他人！我们真的很骄傲：身为一个中国人，更身为一个中国宝健人！